1995年，小说《朗读者》面世，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本哈德·施林克这个名字。不仅改编电影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这本书也成了第一本登上《》畅销榜榜首的德语小说。而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女主人公汉娜都有着动人的固执，竭尽全力在众人面前守住尊严。施林克巧妙地选择用一次意外的相遇，一场多年后的重逢慢慢展露汉娜最隐秘的自我，以及用一生去捍卫秘密的挣扎与痛苦。

　　近二十年之后，在新作《楼梯上的女人》中，施林克再次书写相遇与重逢，破解过去的谜团。

　　一幅失踪的画引出多年前的往事。年少的遗憾、没有再见的人、没有兑现的承诺成为这部新作最核心的要素——当年，伊雷妮从楼梯上走下来，也从画里走进了“我”的心底。深陷丈夫与画家的泥潭，她难以自救。那时候，“我”很年轻，只是一个小律师。“我”想帮她摆脱困住她的一切，重得自由。对于丈夫来说，她是战利品，对于画家来说，她是缪斯女神，对于“我”来说，她是需要被拯救的落难公主，“我”忍不住默认在这一切结束后，她会属于我。但在突然之间，她消失无踪，斩断同过去的一切联结，也将我抛下。多年后，“我”重新找到她，决意要把过去问个清楚。

　　身为画中人的伊雷妮则既处于旋涡中心，又凭借一己之力将自己的生活拽出了旋涡。关于他人所赋予的人生角色、关于定义和不被定义，在新作中，施林克借由这位带着神秘色彩的女性探讨了生命中那些无法被价值框限的激情、果敢与力量。

　　也许有一天您会看见这幅画。它消失了很久，如今突然出现——所有博物馆都会想要展出。作者是卡尔·施温德，目前世界上最著名、身价最高的画家之一。他七十岁生日那天，在每一份报纸、每一个电视频道中，我都能看见他的身影，只不过我得盯着他看半天，才能从这位老人身上认出他年轻时的影子。

　　而那幅画我是一眼就认出了。我踏进美术馆最后一间展厅时，它就挂在那儿，我深深地为之触动，一如当年我走进贡德拉赫宅邸的会客厅，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

　　一个女人正从楼梯上走下来，右脚迈向低一级台阶，左脚还触碰着上一层，但正要抬起迈出下一步。女人赤裸着，身体苍白，阴毛和头发呈金色，头发在光亮中闪耀。赤裸，苍白，金黄——女人轻盈地走向观者，身后是由模糊的台阶和墙面组成的灰绿色背景。同时，她的长腿、圆润而丰满的臀部和紧致的胸脯又传达出一种感官上的力量。

　　我慢慢地走向那幅画。我感到狼狈，跟当年一样。我当年感到狼狈，是因为那位白天穿着牛仔裤、短背心和夹克衫，在我办公室坐在我对面的女人，此刻正在画作里赤裸着朝我走来。我现在狼狈，是因为想起了当年发生的事情，想起我当年搅和进去，又紧接着从记忆中驱逐出去的事情。

　　《楼梯上的女人》，画作旁边的牌子上这样写着，并说明这是一次借展。我找到美术馆负责人，问他是谁把这幅画出借给美术馆的。他说不能透露。我说，我认识画上的女人和画作的主人，并且提示他，这幅画在所有权的问题上有可能会引发争议。他皱起了眉头，但还是坚持说无法透露姓名。

　　回法兰克福的机票是周四下午的。在悉尼的谈判周三上午就结束了，我本来可以把票改签到周三下午，但我想去一趟植物园，在那里度过剩余的时间。

　　我想在植物园吃个午餐，到草坪上躺一躺，晚上去歌剧院听场《卡门》。我喜欢这个植物园，它南邻歌剧院，北接大教堂，里面有美术馆和音乐学院，从它的山坡上可以眺望海湾。植物园里有棕榈园、玫瑰园和百草园，有池塘、亭台、雕像和生长着许多老树的草地，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孤身的男男女女带着他们的狗，一群群野餐的人们，一对对情侣，有人读书，有人睡觉。在植物园中心餐馆的走廊上，时间似乎停止了：四下唯有一排排老旧的铁柱、一圈铸铁围栏，挂着狐蝠的树木和立着长喙彩羽鸟的喷泉。

　　我点了餐，然后给同事打电话。他是这起企业并购案中澳大利亚方面的负责人，我则是德国方面的负责人。我们既是伙伴也是对手，在企业并购业务领域总是如此。我们同龄，且都是尚未被美国人或英国人吞并的最后几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均失去了妻子，互相很合得来。我向他打听为他们取证的侦探机构是哪家，他告诉了我。

　　我打了这家侦探所的电话，让他们找到这幅在新南威尔士美术馆展出的卡尔·施温德画作的所有者，看看这幅画是不是属于一个叫伊雷妮·贡德拉赫，或者曾用名是伊雷妮·贡德拉赫的人，以及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女人在澳大利亚生活。侦探所的负责人说，得过几天才能告诉我。我提出，如果他第二天早上就能给我答案的话，我会加付一笔酬劳。他笑了。除非他今天能从美术馆得到消息，否则还是会需要几天时间，不管有没有加酬都是这样。他会联系我的。

　　菜上来了，我要了一瓶葡萄酒佐餐，本来不准备喝完的，结果喝了个一干二净。时不时，树上的狐蝠们会一同醒来，呼啸着从枝叶间飞出，绕着树盘旋，再把自己挂回枝上，重新包进翅膀里。喷泉上的彩鸟不时会发出一声鸣叫。有时则是一个孩子在叫喊，或是一条狗在叫唤，间或也会传来一群日本游客的声音，听起来就像群鸟的叽喳声。有时候又只能听见蝉鸣。

　　饭后我走到音乐学院下面的山坡上，躺进草丛里，身上还穿着西装——换作平日，我可不敢想象自己过一阵儿会套着皱皱巴巴的、也许还有污渍的上衣四处走动，而此刻，我却一点都不在意。同样，我也无所谓还有什么事会在德国等着我。没有什么事情是我离不开的，也没有什么事情是离不开我的。在所有摊在我面前有待去做的事情里，我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唯有那些被我抛在身后已经做过的事情里，我是无可替代的。

　　我本来并不想当律师，而是想做法官。我有法官这一职业所要求的国家考试成绩，知道国家正需要法官，也愿意搬去任何需要我的地方，至于司法部的面试，在我看来只是走个过场而已。那是在一天下午。

　　人事主管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目光和善。“您十七岁高中毕业，二十一岁通过第一轮国家考试，二十三岁通过第二轮——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年轻的应聘者，这么优秀的也很罕见。”

　　我对自己的高分和年轻很自豪，但还是想显得谦虚一些。“我是提前入学的，加上学校学年开始的时间更改了两次，一次从春季改到秋季，后来又从秋季改回春季，让我赢得了两个半年。”

　　他点头。“两个被赠予的半年。接着又获赠了一个半年，因为您在第一次国家考试之后不用等待，马上就做了见习生。因此您拥有时间上的优势。”

　　“不明白吗？”他和气地看着我，“您看啊，假如您下个月开始工作，接下来四十二年的时间，您都要对他人进行判决。您将坐在高堂之上，其他人坐在下面，您将会听他们说，也会对他们说，偶尔向他们投去一个微笑，但最终您将自上而下地做出裁决，谁占理，谁无理，谁失去自由，谁保有自由。您想这样吗——高高在上长达四十二年之久，您认为这对您好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的，我喜欢这个想象：身为法官坐在高堂，公正地与人打交道，公正地对他们进行裁决。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四十二年呢？

　　他合上面前的公文夹。“我们当然要您，如果您真的想。但是我今天不会录取您。您下周再来，我的继任者将会录用您。或者您一年半以后再来，在用完了您多出来的时间后。或者再过五年，等您作为律师、法律顾问或侦缉警员，从下至上地对这个法律世界进行过观察之后。”

　　他站起身，我也站起来，茫然失语。我望着他从衣橱里取出大衣、搭在手臂上，跟他一起走出房间，穿过过道，走下楼梯，最后在司法部的楼前站定。

　　“您感受到空气中的夏天了吗？再过不久炎热的日子就要来了，还有温和的傍晚和温暖的暴雨。”他微笑道，“上帝与您同在。”

　　我很生气。他们不想要我？那好，我也不要他们。我做了律师，不是因为听了这位老先生的劝告，而是为了违抗他。我搬到法兰克福，加入了“卡尔兴格和孔策”，一家由五人组成的律师事务所，在做律师的同时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在三年后成为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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